“野菜下来了，对付着过呗。但愿今年别再把粮食瞎在地里。”我喃喃地说道。“建国快30年了，一个农业大国还解决不了吃粮问题，说不过去呦。老百姓生病了怎么办？”杨伯伯关切地问。
“很简单，小病挺着，大病挨着。我去年夏天得了急性脑膜炎，是杨老师把我救活的，是杨李姐姐在北京亲戚家借的钱交的住院费。我们班的白宝仓，家庭也很困难，小时候患了小肠疝气，没钱治，一直到上了高中被杨老师知道，是杨老师逼着他到医院做了手术，住院费也是杨老师给拿的。第二年开学，白宝仓家里实在拿不出每个月七八元钱的伙食费，只好退学。他没敢直接和杨老师说，给杨老师留下一封信，偷偷地扛着行李走了。杨老师看了信急了，他怎么也舍不得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中途退学呀！他撵了出去，跑了三里多地，在张三营大桥追上了泪流满面的白宝仓。杨老师也哭了，他对宝仓说：你的父母小时候没念书没办法，现在是新社会，不能因家里困难就退学，耽误你一辈子前途哇！这样吧，你家里能解决多少解决多少，剩下的我承担。总之，你必须读完高中。就这样，白宝仓又回到学校，每个星期在家带点干粮，杨老师给他补充些饭票，坚持到高中毕了业。我和白宝仓的高中，没有杨老师肯定是念不下来的，班上还有几个家庭非常困难的学生也是靠杨老师的资助才坚持到毕业。杨老师每个月才五十来元钱工资，除了他自己吃饭，还得供我们这些穷苦学生，他是我们的恩人哪！”
“不要这样说，这是他应该做的。”杨伯伯打断了我的沉重回忆。“我与社会隔绝十来年了，对外面的情况不清楚，在报纸上看到的都是形势大好、大好形势，没想到农民的生活现在还是这么苦，这个大问题中央终究要解决的。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这段时间，对教育、工业、军队进行了一些整顿，对农业还没来得及，下一步可能就要涉及这一领域了，不过难度不会太小。建国初期，我们的农业搞得还是不错的，农民的吃饭问题基本有保证，饿饭的很少。后来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初级社还不巩固就搞高级社，后来又搞人民公社，结果不行，六十年代初不得不退回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听你刚才讲，农民种田还是没有自主权，干什么活都要听上边的统一指挥，那是不对的嘛！军队讲究统一指挥，但也不是绝对的，战略方针上边确定了，具体的战术问题基层部队就很有自主权，所以我们才打了好多胜仗。庄稼都割倒了，一年的收成就要到手了，不让你去收，却让你去干别的，身在农业第一线的干部们懂不懂一点农业常识？民以食为天哪，饿死人怎么办？！”说到这里，杨伯伯很是气愤。午饭，杨伯伯吃得很少。杨老师饭后问我：“你上午都和爸爸讲了什么了？老人家心情这么不好？”“伯伯问我一些农村和农民的情况，我都如实说了。”“噢，原来是这样。我春节第一次见爸爸，跟他谈了一些基层情况，他也是这样，忧国忧民哪！”
下午，伯母和我谈话，老人家主要跟我讲文学。她微笑着说：“先把基础打好，不必急着发表！中国的古典诗词你要多读些，能培养你的文采，几大历史名著都要读，包括巴金、茅盾、鲁迅的作品，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典范、精华，读懂这些，你以后写作的起点就会高一些。另外，还要读一些文学理论，包括那些文艺评论文章，这样会有助于写作水平的提高，也能培养锻炼你观察生活的能力。你现在还很年轻，文学功底还不扎实，生活经历、阅历还不丰富，你要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打基础上，厚积而薄发嘛！要写你熟悉的生活，生编滥造的东西永远站不住脚。你在农村劳动，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学习社会，学习生活，学习身边的人。光读文学方面的书也不行，还要读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这样，你的视野就会更开阔，写作的路子就会更宽广。”
末了，伯母把她当年写的长篇小说《桦树沟》和纪实文学《女共产党员》（写帅孟奇的）送给我一套，又送我一些文学理论书籍。
(本文来源： 新民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