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我在京城参观游览已经一个星期了，我准备回家了。伯母派杨李姐姐到商场给我买了两套中山装，又在药店给我妈妈买了些我们那买不到的药品，绍京大哥把他上大学时戴的手表送给了我。杨老师帮着我打点行装，这时伯伯过来了，口里喊着：“等一等，等一等，我给刘文家里带点东西。”
杨伯伯拿着两瓶泸州老窖还有五盒带嘴的中华烟，对我说：“给你爸爸妈妈和哥哥带两瓶酒、两盒烟。本应该带瓶茅台，那一瓶你来的时候喝完了，就带泸州老窖吧。这几盒中华烟你带上，让老羊倌儿（我爸爸当时给生产队放羊）尝尝鲜儿，给你大哥、二哥每人一盒，剩下的再给乡亲们发发。国家每月就供应我一条儿，我自己留一盒打打牙祭。”
满载着杨伯伯全家人的深厚情谊，我告别了令我敬仰、令我生畏、令我留恋、令我感慨的北京。临别时，伯母抓着我的手：“刘娃呀，你要常来看我。”我含泪使劲点头，杨伯伯和我握别，老人家说：“再见了，下一次见面的地方不一定是北京了。”我有些迷惑，弄不清楚杨伯伯讲的是啥意思。绍京大哥、杨李姐姐和杨老师兄妹三人把我送到北京站，送上北去的列车。
杨伯伯估计得没差，我离开北京的第三天，杨伯伯就接到中央专案组的通知，命他迅速做好准备，搬出北京，要去的地方是山西晋南盆地中的一个小城市——临汾。同时还被告知，伯母李伯钊也随同杨伯伯一起去，这就意味着，被折磨成偏瘫的伯母不得不中止在北京的治疗，同样也被迫离开北京。一向乐观豁达的杨伯伯则说：不要怕，说不定到了那里还会好一些。
1975年6月10日，是杨尚昆夫妇离开北京的日子。那天傍晚，一辆挂着窗帘的小型面包车开到了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几个面无表情的工作人员走进了杨尚昆所住的房间。杨伯伯很清楚，离开北京的时刻到了。老人家沉稳简捷地对杨李姐姐说：“扶起妈妈，送我们走。”
杨老师和几个监管人员一起将几只旧皮箱搬上车，其中一只锁扣已经坏了，那是被红卫兵抄家时砸坏的。旧皮箱很沉，监管人员打开一看，里边全是杨伯伯和伯母要看的书，还有几件旧衣物。
面包车驶入了长安街，车速慢了下来，这是好心的司机想让杨伯伯一家多看一眼中南海新华门、故宫天安门，这是他们居住了将近20年的家啊！杨伯伯感激地看了司机师傅一眼，目光透过窗纱，向外望去。
在北京开往西安的35次特快列车2号软卧车厢内，坐着杨老师一家，隔壁是中央专案组的监送人员和山西省临汾地区派来的接管人员。杨老师伏在茶几上，就着昏黄的车灯给我写信，介绍着我走后发生的一切，介绍着熟悉而陌生的临汾。
临汾，对于杨伯伯来说并不陌生。1937年七七事变的那一年冬季，杨伯伯在汾河西岸的刘村驻扎了三个月。他以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的身份，和刘少奇、彭雪枫等同志在这里举办党训班，为山西培训出了一批抗日干部。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提议，北方局在这里又建立了八路军学兵大队，将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学生组成一所培养抗日干部的大学校，通过短期培训，输送到各个抗日部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杨伯伯和叶剑英同志率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转战在山西大地，为全国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这位开国元勋竟以戴“罪”之身重返故地。
根据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指示，杨尚昆夫妇身边可留一个子女。两位老人家选了仍在河北隆化张三营教书的二儿子杨绍明。把两位老人临时安顿住下，杨老师返回张三营，办理调动手续。
1975年9月初，杨老师正式调到临汾，地委组织部把他分配到动力机械厂。这是临汾市比较大的一家国营工厂，有二三千工人，主要生产柴油机。那时全国都时兴办“七二一工人大学”，杨老师被安排到工人大学办公室。地委的干部休养所还没建好，杨老师和杨伯伯、伯母暂时住在临汾宾馆。
(本文来源： 新民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