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铁川
德国是一个民族意识特别浓厚的国家。因为在欧洲历史上，它是一个长期没有遭受过异族奴役的国家。相反，它还曾统治其他民族长达数世纪之久，因而德国人普遍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限度，“从心所欲”但不能“逾矩”。而20世纪初叶的德意志民族却失去理智地把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变成了民族优越论，容忍甚或是怂恿了法西斯分子歧视乃至灭绝犹太民族的罪恶行径。
一些哲学大师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费希特曾发表《告日耳曼民族书》，宣称德意志民族是最完美地代表整个人类的“原始民族”，拉丁民族和犹太人是腐朽民族，只有在日耳曼人的影响下，历史才能展开一个新纪元。比费希特稍晚，但影响更大的黑格尔说：“世界精神在其前进中，交给某个民族来执行它自己的使命，这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期就是统治的民族。而被世界精神选中的最优秀的民族，就是日耳曼人。”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作品中，提出德意志民族是肩负统治其他种族（民族）历史使命的“高贵”民族。他说“上帝死了，一切都要重新评估”，目的是要以德意志文化取代基督教文化，进而发展成一种世界文化。
在费希特、黑格尔、尼采这类哲学大师的影响下，民族（种族）优越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的知识界甚嚣尘上。柏林大学教授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发表文章说“犹太人是我们民族的灾难”。黄种人没有艺术性和政治自由的天才；黑种人除了伐木和挑水之外，什么也干不好。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有必要通过战争对人种进行改良。在柏林大学还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宣传反犹主义，他就是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批评过的柏林大学教师欧根·杜林。他出版专著，论证“犹太人的下流本性不齿于人类，是所有民族的敌人，首先是德意志民族的敌人。拯救德国的办法就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反犹斗争”。法国约瑟夫·阿瑟·徳·戈宾诺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9世纪末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被奉为种族主义的“圣经”。他说，在白、黄、黑三个主要人种中，白种最优秀，在白种人中，德国日耳曼人最高贵，保留了最多的种族纯洁性，是一切高度文明的创造者。豪·斯·张伯伦在他长达1200页的巨著《十九世纪的基础》中，提出人类文化的灵魂，每个民族今天作为一种活着的力量，其重要性取决于它的人口中纯正日耳曼人血液的比例。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崇尚古老的日耳曼神话，并试图从中得出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用低沉压抑与癫狂呐喊相结合的音乐，表达一种受到压制的赤裸裸的侵犯性情欲。他被纳粹当局推崇为德国的“德意志文化的复活者”。
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的不少文学作品也极力歌颂和美化德意志人，丑化犹太人。文学家弗赖伊塔格的小说《借方与贷方》、作家拉贝的小说《饿牧师》、作家格徳舍尔的小说《比亚里茨》、作家波伦茨徳小说《农民箍桶匠》等，都颂扬德意志人忠诚勤劳，而犹太人则被描写成贪婪、阴险、狡诈，是人们遭受的种种不幸的罪恶之源。
在德国，反犹主义如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源远流长。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徳就是位强烈的反犹主义者。他恶狠狠地咒骂犹太人为“天灾瘟疫”，并提出了八种迫害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措施：焚烧所有的犹太教堂；捣毁犹太人居住区；没收犹太人的经典；禁止拉比授课；禁止犹太人旅行；禁止犹太人在贷款给非犹太人活动中收取利息，并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强迫犹太人从事体力劳动；驱逐在基督徒生活的省份的犹太人。路徳是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他的反犹思想在德国影响很大。
反犹主义往往还有深刻的现实背景。在没有遭遇什么经济危机的时候，德国日耳曼人对犹太人的富裕、成就虽然内心嫉妒，但行动上不会产生什么对抗。而每当发生经济危机时，他们就要拿犹太人出气，因此希特勒上台之前，民间反犹组织已经很多，反犹主义渗透到德国社会实际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
(本文来源： 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