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是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文学，谈时事，师生关系无意当中就改变了。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然而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丁玲最终选择了胡也频。
1985年，丁玲回忆说：“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丁玲和胡也频、冯雪峰之间的波折，就这样在杭州趋于平静。丁玲和胡也频确定了夫妻关系。丁玲在回顾与胡也频的关系时说：“1925年暑假，胡也频到了湖南。我那时的确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用恋爱或结婚来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做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理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候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仍应该要一些道义上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和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自己保持自由的幻想。”
丁玲心中并没有熄灭她对冯雪峰的热恋。在后来和胡也频一起参加左联活动后，她又与冯雪峰重逢。当胡也频遇害后，冯雪峰来安慰丁玲，爱情重新燃起。1932年，丁玲给冯雪峰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
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我们的爱情，这只有我们两人能够深深体会的、没有俗气的爱情……我想，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
当时，冯雪峰已经结婚，他只能理智地对这份感情做冷处理。1933年秋，在丁玲失踪几个月之后，为了纪念当时传说可能遇害的丁玲，冯雪峰将丁玲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这些公开的书信，记录着他们在特殊岁月中的情谊。
对于自己和冯雪峰的感情，丁玲也从未掩饰过。1937年在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她坦率地说：“接着，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在当年回忆这些往事时，丁玲依然保留着她的性格中最为可爱的特点——坦率、真诚。这正是她的作品之所以具有魅力的重要因素，同样也使她的这些回忆显得毫无虚饰，向我们袒露出她内心世界的一隅。丁玲和冯雪峰的情谊，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而未曾中断。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是这样回答的：“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丁玲与冯雪峰一起被打成“右派”，经历了人生的逆境。冯雪峰在1976年逝世，丁玲在1986年逝世。冯雪峰逝世之后，丁玲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
就在她逝世前不久，一个似乎平平淡淡的细节，却流露出她内心深藏着的对冯雪峰的思念。1986年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的日子3月4日只剩下二十多天。清晨，病情日益恶化的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丁玲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这一声感叹，成为丁玲与冯雪峰珍贵情谊最后的也是最动人的一笔重彩。
冯达：让丁玲后悔的一次婚姻
胡也频牺牲以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26岁的冯达。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陪伴身心疲惫的丁玲度过难熬的日子。冯达细心的关怀，令丁玲无法拒绝。1931年11月，他们同居了，并一起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对于冯达，丁玲了解甚少，只知道他说过家里有母亲，弟弟住在广州老家，但他们却很少通信，上海也没有别的社会关系。丁玲后来这样回忆冯达：
“这是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不傲气，也不自卑。他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尹家。”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1933年5月14日，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5月14日上午11时半，丁玲从上海正风文学院回到家，冯达未归。她正要整理东西离家时，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了。丁玲后来回忆说：“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我立刻意识到：不好了。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冯达回来了。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我立刻就站起来走到立柜边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鸡。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国民党为了利用丁玲，也在不断地变换花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找过丁玲三次。他第一次来，说请丁玲给他们写个剧本，丁玲以不会写戏为由拒绝了。第二次张道藩又说：“你给我写个提纲也行。”丁玲知道国民党是想借她的名望和影响，又拒绝了。第三次，张道藩拿着写好了的提纲和剧本，请她帮着改一改。丁玲对国民党就是这个态度：我就不给你写东西。张道藩还让丁玲给母亲写个信，说说自己的情况，丁玲也拒绝了。
在当时，关于丁玲被囚禁的传言就很多。有说丁玲已经遇害的，也有说丁玲已经自首的。鲁迅曾讲过：按照她的性格，决不会安于南京那样的生活，她会反抗的。当听到丁玲已经遇害的传闻后，鲁迅在悲愤之下于1933年6月28日写了一首诗《悼丁君》。同年8月1日，鲁迅在一封信中写道：“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不如也。”可以看出，尽管谣诼纷纭，但鲁迅相信，丁玲要么已经遇害，要么仍然在反抗。绝对不会“自首”的。
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狱中，丁玲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蒋祖慧)。此后，她决然地离开冯达，从此再未见面。
在知道冯达自首的情况下仍然和他同居并且生育了一个孩子，这段历史给丁玲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成为她一生中的所谓两个政治“污点”之一。这件事丁玲1936年奔赴陕北苏区之后已向组织交代。鉴于丁玲毕竟断然抛弃了冯达，回到革命队伍，周恩来对丁玲说过：“唉，你们原有夫妇关系，这算不了什么。”
陈明：丁玲相濡以沫的伴侣
丁玲一生中情感最后的寄托人是陈明。
中央军委委托中宣部组建“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并任命丁玲为西战团主任。时任中宣部部长凯丰秘书的朱光十分欣赏陈明的才华，举荐他担任西战团的宣传股长，参与筹建工作。就这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西战团的队伍里，陈明与丁玲相识了。9月底，西战团出发，徒步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陈明长得瘦小，浑身却充满了活力，他脑子快，主意多，还很会做思想工作。这一切丁玲都看在眼里。她越发喜欢这位年轻的宣传股长，陈明成了她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而陈明对丁玲则是充满敬意。去延安前，陈明没有看过丁玲的作品，只知道她是一位名气很高的作家，现在又是自己的领导。在西战团期间，丁玲和陈明开始相爱。
陈明和丁玲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他们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两人的资历，一个是两人的年龄。丁玲在年轻时就是一个不重门第只重感情的人，她不在乎这些：相比之下，陈明的压力要大得多。许多人的好心规劝，搞得陈明心里很烦。有几分躲避，有几分赌气，有几分就俗，当然也有真实的爱情，他和剧团里的一名女演员恋爱了，并且闪电式地办了婚事。陈明的结婚让丁玲很痛苦，她向挚友罗兰倾诉了烦恼。罗兰生气地说：“这个无情无义的陈明，我去找他!”她冲出窑洞，向桥儿沟烽火剧团的驻地跑去。陈明对她说：“和丁玲结合我有压力，也有顾虑，最大的顾虑是她的经历太丰富了，在这方面，我和她的差距太大!”
婚后，陈明很快感觉到自己是无法欺骗自己的感情的。他依然深深思念着丁玲。他和新婚的妻子去看望丁玲，丁玲强作笑颜祝这对新人幸福。敏感的陈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内心。刹那间，陈明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通情达理的妻子也觉察到了，她理解这一切，她尊重陈明的情感，她对陈明说：我们两人都做了一件错事，我们来改正它吧。他们心平气和地办了手续，结束了这短暂的婚姻。
1942年2月，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有些人的嘲讽和挖苦声中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他们的邻居、作家罗烽的母亲有些心疼地说：“你们爱得很苦!”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延安的整风运动，又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来临。接着，他们从陕北走到华北，又从张家口前往涿鹿县参加土改。
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与丁玲在北京度过了一段相对风平浪静的岁月。1951年春，他们从“文协”机关的大院搬进了多福巷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内。这是结婚近十年后的一个真正的属于两人的小家庭，一个单独的不受外部干扰的小天地。
然而没有多久，一场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静。1955年8月初，当丁玲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参加完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后，正准备回无锡继续撰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批判所谓“胡风集团”，突然将矛头指向了丁玲，紧接着便在内部掀起了揭发和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运动。随后，丁玲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5年后，丁玲出狱，被送到山西乡村劳动，直到1979年平反为止。1979年1月13日。75岁的丁玲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回到北京。在这25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给予她温暖。丁玲晚年说：“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陈明和丁玲手牵着手，肩靠着肩，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经受了委屈和苦难，走过了极其艰难的历程。他们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着走过风雨交加、坎坷不平的后半生。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弥留之际，向陈明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你再亲亲我!”而在这句话之后，丁玲说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有人说：陈明是为丁玲活着的。丁玲在世时，陈明是她的保护神，为她的身体、生活、政治生命和文学创作而殚精竭虑。丁玲去世后，陈明又是她的捍卫者，为整理她的****而工作。
1989年，陈明与比他小十几岁的张钰组建新家，陈明也不避讳对丁玲的怀念。而心性坦荡的张钰，也在陈明的影响下一起为丁玲整理起书稿来。对这一点，陈明心存感激：“我老伴很能理解我的感情，她也很尊重丁玲。”
摘自2007年第12期《名人传记》
(本文来源： 新民晚报 )
